“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近期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评估，并且在重新考虑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在10月24日晚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透露，过去，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市场原则，由市场来决定一切，监管方和政府的作用，在于在政策领域扫除障碍，使得人民币汇率能尽量市场化运作。现在，由于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同时，政府可能进一步起积极的作用。

比如，在政策支持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在双边的掉期协议(互换合约)等方面发挥作用，促进双向交流、双向贸易。也可以做出协调，使得人民币跨境交易以及支付能更顺畅。同时，还会进一步深化境外市场的作用，并为跨境电子化交易、电子化支付提供公平的市场。

政府还可以深化金融改革，为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扫除障碍。比如资本市场的放开、市场化，使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机动，并对债券市场进行改革，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创建一种更好的政府债券收益率等。

在当天上午的演讲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提出中国下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的重点方向，包括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在加快开放的同时，他强调还要防范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金融开放越来越迫切

2018年4月，中国宣布大幅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此后，“一行两会一局”先后宣布并推动了超过50条具体开放措施。

“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易纲在演讲中指出，“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了机构、业务、产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给，还促进了制度规则的完善，促进了金融制度供给。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已有数十年历史，金融开放一直是无法回避的话题，而最近几年，金融开放似乎有加速的趋势。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当前我国加快金融开放有其内在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一些有利条件。这些共同促成了金融开放的提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一方面，在中美冲突背景下，各方面的脱钩风险都在显现，而金融领域是少有的在强化联系的领域。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背景下，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脱钩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而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匹配，尤其是新兴的服务业缺乏抵押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通常有较大风险，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完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在这个时候，不但需要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还需要通过在金融服务业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发挥它们的比较优势，例如在股权投资领域，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此外，中国疫情防控得力、增速保持相对稳定状态、财政货币政策保持在正常区间，也为中近期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供了很好的宏观基本面支持。同时，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到了国际认可，中国债券市场将在明年全面进入全球三大主流债券指数，外资机构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兴趣也更强烈了。

“但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有必要对金融服务业开放、资本金融账户开放进行区分。”徐奇渊强调，前者对应于长期直接投资，对于引入竞争、金融服务补短板都有直接作用，各方共识也较多。而后者则存在争议，对中国而言，明确产权保护、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些都是资本金融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

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的紧迫性在上升。而此时美元正进入一个为期较长的弱周期，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金融账户开放提供了相对较好的时间窗口。“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长远出发，对开放资本金融账户的风险有充分关注，稳步推进这一过程。中国的金融开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徐奇渊说。

政策预期和市场反馈之间有落差

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汇丰银行，目前已经在中国60多个城市布局了经营网点，在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Noel Quinn看来，取消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限制，无疑是具有里程碑重要意义的行动，而更早出台的创新政策和机制，比如QFII、RQFII，沪伦通、债券通、自贸区和大湾区等，也都展示出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性和互补性，使得外资机构有机会参与这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项目。

今年3月刚刚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将在高盛高华的持股比例从33%增至51%的高盛集团，对于中国金融开放的努力表示赞赏，“这些举措，充分反映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在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诚意。”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hn Waldron说。

然而，政策的放开并不意味着业务开展的顺利，诸多无形障碍依然阻碍外资机构的发展。这既有外资机构自身因素，也受限于目前的开放政策。因此，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立项课题《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感知政策的温度》(简称《报告》)，聚焦于外资金融机构的预期落差和具体诉求，以此作为出发点来观察、审视中国的金融开放过程。

作为《报告》的负责人，徐奇渊和课题组共组织了13场次的会议和访谈，主要面向外资金融机构，同时也包括中资机构和监管部门，并对美日欧三大商会会员单位展开匿名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显示，67%的外资机构认为，“过去一年，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改善”。27%的外资机构认为没有明显改善，仅有6%的外资机构认为金融开放程度有下降。

“中国金融开放的政策努力和外国金融企业的实际感受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徐奇渊说。尽管这些年中国频频释放金融开放政策“红利”，但从外资机构的反馈来看，在中国市场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根据课题组问卷调查数据，60%的外资机构认为，其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样大，23%的外资机构认为挑战大于机遇，17%的外资机构认为机遇大于挑战。而在欧美日三大商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其对银行、证券、保险业的诉求合计达到136项。外资机构普遍表示，与加速推进的金融开放政策相比，外资金融机构实际感受存在一定落差。

“从今年4月份开始，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被取消了，这是中国金融开放方面重大的进步。”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首席执行官Jacques Ripoll说，“但外国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发展也会受到其他的监管限制。”

由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是通过当地的机构、子公司等分支机构发展，国际银行常见的做法是由母公司资助当地子公司，但目前，大部分外资银行在中国都没有零售银行业务，所以能够在中国当地获得的资金非常有限，获取资金的成本较大，这就意味着为当地的资产提供资金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使得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没有太大的资产负债表，影响了投资本地资产方面的能力，从而丧失一些重要的客户。“能不能通过更便利的互换安排，让我们的子公司得到海外母公司的流动性支持?”

开放促进金融改革

报告显示，2007年，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总资产占比为2%左右，而2019年，这一比例降到1.56%，“外资在中国的银行体系资产占比非常小，但不是‘小而美’，而是‘越小越不行’。”

尽管如此，外资金融机构依然无法放弃中国市场，徐奇渊认为，主要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发展空间巨大，同时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扩大。即使在中美关系紧张、全球化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外资金融机构依然看好中国市场。一方面，中国市场规模大，中产阶层的规模庞大，金融市场发展有坚实的实体经济支撑。另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空间巨大，而且中国政府在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领域锐意进取，也得到了外资金融机构的认可。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约2.57万亿元，占整体市场的比例约为2.38%，持有中国国债的比例约为11.3%。相比之下，国际投资者持有美国、欧洲等发达市场债券(包括主权债券和非主权债券)的比例为30%至40%。

“开放，目前主要聚焦点在市场准入上，目前，对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等市场准入都放开了。我想，接下来金融系统改革的挑战会更大。”朱隽进一步举例说，减少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以及如何增加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权重，能不能更多采纳国际监管标准等，这些都涉及中国的改革，而且很多不但和中国的金融市场操作有关，也和会计标准、审计标准、法律框架以及其他领域整个行业的改进相关。

徐奇渊认为，金融开放只能解决机构准入、业务准入方面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金融监管、金融市场都还相对不成熟。即使机构准入、业务准入等领域全部放开，外资机构进来也难以适应中国市场。“因此，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必须齐头并进。事实上，金融开放到一定阶段，就对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金融改革到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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